郑州市

应当调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发展政策，制定科学的学术评价标准和绩效考核办法，打造有利于理论家和思想库学者厚积薄发、十年磨一剑的政策机制，营造有利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解放思想、理论创新、对话交流，包容歧见、宽容失败、允许试错的学术环境。

[14] 其中如周永坤教授《论宪法基本权利的直接效力》一文，于未兆之际，率先注意到了基本权利直接效力问题，对后来引起高度关注的齐玉苓案批复的学界讨论及相关理论化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张翔，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长久以来，学术界多数学者因公共利益的高度的抽象性，认为它作为一项宪法原则是不可定义的。[149] 参见刘连泰：《公共利益的解释困境及其突围》，载《文史哲》2006年第2期。[73] 参见周永坤：《论宪法基本权利的直接效力》，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1期。[112] 对于第三个问题，有学者认为，宪法作为公法，宪法上的人的尊严所约束的首先是国家公权力，国家对个人负有尊重、保护、促进的义务。[15] 以实践中案例或者事例为对象的研究，在这一时期成为热点。

宪法学研究恢复之初，研究力量较为有限，相较于建构国家基本制度、稳定改革开放的法律基础等更为紧迫的研究工作，基本权利研究一时未成为宪法学界的关注重点。[146] 参见汪进元：《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构成、限制及其合宪性》，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47—48页。[34] 卢梭：《社会契约论》，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7页。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不自信的表达。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是共产党的领导权和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必然是党导民主制，社会主义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是依法治国。同时，新时期的党导国应该是立宪的、民主的、法治的和科学的党的多元化领导。[127] 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尹宣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页。

这实质上是将特定国家的特定政治模式说成是科学的和普适的。[128] 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尹宣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页。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但存在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改变生产关系私有制从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邓小平时代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本价值是共同富裕。[33] 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三联书店，2003年，甘阳导言第32页。德国在开明君主制、君主立宪制和宪政民主制阶段都是法治国，只是不同政体下的法治国模式不同。

[93] 王则柯：《新编博弈论平话》，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24] 详细论证参见拙作：《实效主义》，特别是第二章论实效主义的探效逻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148] 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支持统一战线，使共产主义与其他进步党派结盟。持久的政治体制的标志是它的长期稳定性，而不是它在特定十年里的表现。

共同自由的终极价值一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目标。[82] 转引自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337页。

[110] 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蓬如、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90-291页。毛泽东时代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本价值是阶级斗争为纲。

[58] 张盾等著：《黑格尔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六论》，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第363页。二十五年之后的2014年，福山在《华尔街日报》（2014年6月6日）再次发表《民主依然挺立在历史的终结处》为其观点辩护，然而声音是微弱的。因为当时正值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历史终结论似乎成为了被实践所证实的真理。在宪法中必须明确设立对领导党的监督机制：党内监督、人大监督和政协监督。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是适度集权的体制，必须是积极有为的政府，然而这种集权不是个人的集权，而是制度化的集权。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示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

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尹宣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8.2 历史终结于共产主义 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经济的发展，每个个体的理性能力会逐步提高，身份平等的意识会渐渐觉醒，人类社会终将是朝着更加民主的方向前进。

[72]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7页。立宪党导民主制既可以实现公民的积极自由权利，也同时对消极自由权利进行保护，维护消极自由权利和积极自由权利的平衡。

[44] 卢梭：《社会契约论》，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3页。这一切与党争和国争的政治体制密切相关。

对于一头只低头拼命吃草的牛，你能有什么办法呢？。但是，分开并不等于分离，党国分开并不等于党国分离。[145] 详细论证参见：柯华庆、刘荣：《论共同自由》，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所以，立宪党导民主制与立宪民主制之争实质上是立宪党导民主制与立宪党争民主制之争，是立宪民主制与立宪贵族制之争，也是社会主义宪治与资本主义宪治之争。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在反思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提出了党政分开原则。[12]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35-139页。

立宪党导民主制通过合理划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试图在分权与集权、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间找到适度的平衡。[76] 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吕明、陈红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37页。

再次，以特色作为追求目标是本末倒置。[69]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7页。

逐步以治世的科学取代民情的经验，以对民主的真实利益的认识取代其盲目的本能。适度赋权论是一种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理论。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没有目标指向的概念，因为中国所做的任何改革都可以说成是中国特色。党内法规和党导法规的法律地位由宪法所赋予从而保障其正当性。

[13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19页。[133] 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73页。

更有甚者，不少地方甚至以中国特色或地方特色之名实行与现代化相背离的改革。适度赋权是欲的权利与不欲的权利的结合。

[85]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336页。[88]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09页。